圣经的故事 翻译有哪些-

圣经的故事 翻译有哪些
《圣经》（Bible）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最初出于希伯来文kethubhim，原意为“文章”，后衍意为“经”；希腊文作graphai，拉丁文作Scripturoe，汉译作“经”。当犹太教经典大量译成希腊文本后，希腊文ta biblia（复数，原意为“诸书”）遂被用以专指这些经典；拉丁文衍为单数词Biblia，后成为犹太教、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称，汉译作“圣经”。
《圣经》是一本相当厚的书，页数跟字典差不多，但其实《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的丛书。其中有长有短；有古老的作品，也有较近期的作品，内容包括：历史、诗歌、哲学，甚至私人信件和讲章。
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包括律法书5卷、先知书8卷、圣录11卷三个部分，故通称《泰纳克》（Tanak，系Torah、Neviim、Ketuvim三部分的首字母组成），又称“二十四书”。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
圣经正典
英文中“正典”（Canon），一词译自希腊文和拉丁文，词源是闪语中的“芦苇”（希伯来文Kaneh）。芦苇修长、纤细、笔直，可用于测量，故渐指“测量用的杆子”，后进一步引申为“尺度”、“标准”或“规范”，被基督徒用来指一系列术语旧约或新约的权威性书卷。[3] 圣经正典的内容就是新旧约全书。希腊文是diatheke，希伯来文是berith，diatheke就是约，berith也是约，所以我们的圣经现在就叫新约、旧约。
1、旧约正典
基督教的经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犹太教的经典，拿来作为自己的经典。这拿来不是简单的拿来。[4] 旧约之成为正典和新约之成为正典两者是不同的，旧约之成为正典经过了千年的辩论（这是犹太教里面的辩论）。由于圣经旧约部分具有极其悠远的历史，因此起初，没有文字，只有语言。[5] 最先是由口头的传统（包括五经都先有口头的传统），后来变成为文字，逐渐的把这些材料聚集起来成为39本。[6] 这39本内以希伯来文圣经的分法为三部分，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先知书也不只是所谓的大小先知书，还有一些前期的以口来传讲的先知书，也归纳到先知书里面。这三部分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正典的。在主前第五世纪，尼希米与以斯拉的时候，律法书成为正典。那时候五经已经编在一起了。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也就是主前第四世纪，先知书开始成为正典，确定某些先知的作品要被纳入先知书。圣卷则要在主前150年的时候才形成。
但到底在何时才把这一切律法、先知书和圣卷合并在一起成为一本圣经的呢？这要等到主后90年，在杰姆尼亚（Jamnia）这个地方，才把这三大类的圣经合并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
为何在主后90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原先犹太的信仰始终是一个圣殿宗教，所谓圣殿宗教，是以献祭为主。男丁每年在三个大节期之间，至少有一个节期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圣。主后70年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也被毁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献祭。因此，以圣殿为中心的献祭宗教，没有献祭的圣殿时，宗教信仰也就崩溃了，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代圣殿和献祭。所以犹太人把圣殿作为中心的献祭宗教，变成一种“书”的宗教（Book Religion），这本书就是把那39卷书编辑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称的旧约圣经。[7]
就犹太人而言，无所谓旧约，因为他们不承认新约，旧约是基督徒使用的称呼；基督徒承认有新约，才会有旧约，而犹太教就称它是圣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8] 这里所指的圣经一定是旧约圣经，不可能是新约圣经，因那时候新约圣经不可能完成。因此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基督徒已经把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的旧约）全部接受。从耶稣开始，他在讲到的时候就屡次引用旧约圣经，在那时候无所谓旧约，就是圣经。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可看到他引用圣经之多，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例如，罗马书就是以哈巴谷书2章4节“唯义人因信得生”[9] 这一句话作为主题，来发展为一本书的。所以在很早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接受了犹太的经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所以当犹太人在主后90年，把旧约圣经变成一本书的时候，基督徒早已经完全接受旧约了。[10]
然而在教会增长的过程中，信徒渐渐发现旧约有不足之处。一方面犹太教教徒往往驳斥基督徒对旧约的解释；另一方面，福音已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对犹太教知道不多，只靠旧约未能完全明白福音的信息。外邦教会若要认识基督的生平和言论，必须依靠其他的途径。[11]
2、新约正典
新约的正典可分为三类。5本是关于与历史的，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其他都是书信，最后的启示录是启示文学，共为三种。基督徒从来没有感觉到要把这些书编辑成一本书，一直等到主后150年，有一个人叫马吉安（Marcion）的，异想天开的把一些书信和一本福音书编在一起，由11本书编成了一个集子，说唯有这些是应该读的，他否定所有旧约，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两回事。马吉安认为合格的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在所有的书信中他最爱的就是保罗的作品，所以他就把保罗的10封书信（这10本书就是我们新约中所有的保罗书信减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编进去，他封他的集子为正典。虽然此事件对新约正典的制定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却催促教会正视这个范围的问题。[12]
基督徒与正统的教会因此感受到了危机和紧迫，觉得马吉安作为一个持有异端思想的人竟敢随便乱订正典，他们有必要重视制定圣经正典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来订定。因马吉安订立正典这一事件的催促，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最有贡献的异端”，因为若没有他，教会则没有想到要确立正典；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自订新约正典，基督徒在那时才开始忙碌起来，自己搜集资料确立新约正典。先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然后逐渐扩大，一直要到327年在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作品中，我们才发现有27本书的名字，而起排列方式与我们今天的圣经完全一样。
到了主后397年在北非迦太基，教会才确立这27本书为我们今天的新约正典，所以这27本书得来不易，直到此时这27本书才是正典，不得增删，和旧约的39本合在一起，成为圣经。
可见，《圣经》的正典形成是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过程，很难说某一个教会英雄或权威机构制定了《圣经》。相对而言，它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如果考虑到基督教的《圣经》所接纳的《旧约》本身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的产物，那么，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确立下他们的正典，实际上是对自己所处的信仰统绪、文化源流的一个确认，而不是制定或构建。但是，封闭的正典却标志着基督教确定了自己的边界，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成熟。[13]
圣经抄本
1、旧约抄本
抄本是指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由经师用手抄写下来的圣经。抄本的材料有蒲草纸、羊皮纸和皮卷等，现在能
见到的较完整的抄本多为羊皮纸古卷。抄传这些经文的，是一些专职的文士。
现存最古老的圣经抄本是库姆兰抄本（或称“死海古卷”）。这批抄本是1947年以后在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地区的洞穴中陆续发现的。大约传抄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8年之间，包括《以赛亚书》的一份完整抄本，以及除《以斯拉记》外旧约每卷书的片断。[14] 若将死海古卷与一千年后出现的马索拉抄本比较，会有两点重大发现：第一、部分古卷与流传的马索拉抄本相仿，显示抄本的准确程度极高。第二、部分古卷与抄本有颇多出入（却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及撒玛利亚五经极为相近。前者是旧约书卷最古老及最重要的希腊文译本；后者是撒玛利亚人所保存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的古旧版本，两者之间有许多异同之处，而后者出现了很多异文），显示希伯来文圣经文本在划一的正文定稿前仍有多元化发展。[15] 死海古卷显示原始的马索拉抄本（没有加入元音、重音及注释的辅音文本）是在旧约希伯来文文本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后，约于公元1世纪开始奠定权威的地位，最终成为正典的文本。
20世纪中叶，在犹太沙漠的穆拉巴特谷（Wadi Murabba ‘at）发现了公元2世纪的另一些抄本，它们明显是公元132-135年间巴柯巴起义时留下的，留有拉比亚吉巴统一编订经文的痕迹，内容包括律法书和大部分先知书的残篇。
1890年以后，学者在开罗犹太会堂的藏经库里发现一大批手抄本，其中一些可能形成于9世纪以前。这些抄本现散落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中。
旧约圣经的另一种重要抄本是“撒玛利亚五经”，可能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是撒玛利亚人保存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1616年，皮雅曹（Pietro della Valle）将其公诸于欧洲，当时人们认为它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老抄本。1815年该抄本的真实性遭到质疑。1915年迦利（Paul Kahle）又为之辩护，证明它是从更古老的抄本传抄而来的。撒玛利亚抄本是用衍生于腓尼基的字母写成的，不同于当时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字母。其经文与马索拉经文的差异多达六千余处，多为拼写、文法的差异，也有出于特定神学思想对原初经文进行的修订。
2、新约抄本
目前可见的新约抄本主要是希腊文抄本。它们抄写在不同材料上，最常见的是蒲纸和皮纸。蒲纸是一种用芦苇制造的耐用纸张。在埃及的沙地里，人们发现许多存留至今的蒲纸抄本，最重要的有“彻斯特比提蒲纸”（Chester Beatty papyrus, Dublin）、“波得马蒲纸Ⅱ”（Bodmer papyrus Ⅱ,Bene-va）和“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Bodmer papyrus ⅤⅡ-ⅤⅢ）。“彻斯特比提蒲纸”是一份公元250年左右的蒲纸抄本，内容包括大部分《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一小部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一部分《使徒行传》，相当多篇幅的“保罗书信”以及一部分《启示录》。“波得马蒲纸Ⅱ”是约公元200年的抄本，载有大部分《约翰福音》。“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是约公元3或4世纪的抄本，载有《犹大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及其他书卷的一些片断。现存最早的新约抄本片断是“约翰莱兰蒲纸”（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Manchester），抄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00至150年间。
皮纸是用羊皮做成的、可反复使用又耐存放的书写材料。新约的皮纸抄本有的记载连续的经文；有的记载编选的经文。连续经文的抄本又有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大楷抄本”和用小写字母抄写的“小草抄本”。前者是较早期的抄本；后者则是较后期的抄本。重要的大楷抄本有“西奈抄本”、“梵蒂冈抄本”、“亚历山大抄本”，以及重抄的“依法连抄本”、“伯撒抄本”、“华盛顿抄本”等，它们都成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都是研究新约原文的重要文献。
由于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拉丁文译本与希腊文抄本又有不少出入，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便对当时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权威地位提出质疑，这就产生了重建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必要性。1516年，人文主义泰斗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出版第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平行并列）新约圣经。他依据的都只是公元10至15世纪的近期希腊文抄本。由于这些抄本是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形成期间形成的，故称为“拜占庭抄本”（Byzantine Text）；这抄本经加尔文的继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修订后，得到广泛的接受，故名为“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 [TR]或Received Text），亦是日后英文圣经《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1611）所依据的希腊文文本。由于这抄本有很多错误之处，牛津学者穆尔（John Mill,1645-1707）于1707年离世前两星期出版一个希腊文版本（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新约圣经仍采用“TR”，但在经文下面详列不同的文本附注（textual apparatus），为数多达三万项，包括早期的希腊文抄本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经文。穆尔版本的出现引起广泛的争议，从而引发了古文书学（palaeography）及“新约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的发展。
圣经译本
今天，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文的圣经译本，几乎所有民族的语文，甚至地区方言都已包罗。其中二百八十多种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单是亚洲就有九十种不同语文的新旧约圣经，这里面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16] 可以说圣经的翻译强有力的推动及支持了圣经的传播和基督教的迅猛发展。
1、古代译本
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分别是《七十子译本》、亚居拉译本、狄奥多田修正本、辛马库译本、第五译本、第六译本和第七译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现在只能从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叙利亚文译本的六经合编中了解前四种译本的一些情况。其中《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LXX），或称《七十子译本》，是最早的《旧约》译本。
亚兰文译本：公元前586年犹大国沦亡，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人的囚虏。此后他们长时期生活在异乡，逐渐习惯了流行于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亚兰语，而对自己的希伯来母语日益生疏，以致在他们返国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给百姓念律法书时，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亚兰语解释，方能史之明了经文的含义。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经口头解释的圣经被书写下来，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统称“他而根”（Targum）。
古叙利亚文译本：古叙利亚文士亚兰文的一种方言，耶稣时代使用于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东部一带。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现知古叙利亚文译本有以下四种：别西大译本（Peshitta）、非罗森诺译本（Philoxenus）、六经合编译本、叙利亚文巴勒斯坦译本。
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有了古拉丁文译本，数量不下38种，都是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转译而来。最重要的拉丁文译本是随后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原文为“通俗”、“普通”）。
新约译本：到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译本。它们都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拉丁文新约的主要译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或称《武加大译本》）。叙利亚文的主要译本是《别西大译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成书。科普替文《新约》译本有四种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约》译本还有：以拉丁文译本为基础译成的普罗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亚文（Bohemian）译本；以叙利亚文译本为基础的亚美尼亚文译本、埃塞俄比亚文译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译本；兼有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渊源的阿拉伯文译本和努比亚文（Nubian）残篇；公元4世纪依据希腊文原文（亦参照拉丁文译本）译成的哥特文译本，以及公元10世纪从希腊文译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译本。
2、中世纪后期译本
中世纪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2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14世纪下半叶，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将全部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和圣经全书页先后与读者见面。这些新译本的出现，促进了宗教改革的产生。当时新教领袖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翻译和出版圣经。因各种新版圣经动摇了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们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国外，有的则转入地下工作。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圣经翻译的“黑暗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严词否认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通过阅读圣经原文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为满足普通民众读经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将圣经译成德文，1522年译出《新约》，1532年译出全部圣经。这部圣经成为德国近代语言文字的最佳范本。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1525或1526）。丁道尔译经时遭到英国天主教会的迫害，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国，冒着生命危险译出《新约》、《旧约》中的“五经”和《约拿书》，随后被天主教会抓获，送上火刑柱。之后，英国又出现《科威戴尔译本》、《马太译本》、《大型圣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重要译本。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翻译有时也得到英王的支持。《马太译本》是第一本获得英王钦准出版的圣经，《科威戴尔译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诺。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准翻译《钦定译本》（又称《詹姆斯王译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强烈，长达350年之久盛誉不衰，有学者称它是历世以来空前完美的、最优雅、最受人喜爱的、唯一纯正的英文译本。一般认为，英文钦定本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随后二三百年，冰岛文、瑞士文、丹麦文、芬兰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罗斯文等欧洲语言的译本也陆续产生。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亚文等圣经译本。
3、近现代译本
近一二百年来，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圣经翻译高潮迭起。其中较重要的英文译本有：《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修订标准译本》（1952），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耶路撒冷圣经》（1966），在吸收早期译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直接译成英文，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当代英语译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当代圣经》（1971），有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在咨询希腊文、希伯来文专家的基础上意译而成。为求准确，他还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使这个译本轰动一时。此外还有《增订本圣经》（1945）、《当代福音圣经》（1966）、《新美国圣经》（1970）、《今日英文译本》（1976）、《福音圣经》（1976）等。它们各有千秋，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直到目前，圣经翻译工作仍未停止，新的版本仍不断问世。总之，圣经翻译的总趋势是：语种和版本越来越多，文意日渐准确，语言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文字则愈来愈简明、易懂，影响也越来越大。
圣经的中文翻译
圣经中文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一般认为，有据可查者便达近百种。其中不仅有汉语文言文、白话文译本，还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18] 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en）等人根据其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Monte Covvino)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散见于利玛窦（Matter Ricci）的《琦人十规》、艾玛诺（Emmaunel Diaz）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中。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其译稿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后人译经时曾加以参考借鉴。[19]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从英国到达广州，因在广州无法公开布道而移居澳门，在那里译经。《新约》于1813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又在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于1819年译成《旧约》。圣经全书定名为《神天圣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ar）也译出一部汉文圣经，成为“马士曼&拉沙译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这两个译本行销不广，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经而地位显著，并为日后的圣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不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日渐增多，他们各有不同的国籍背景，对译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1830年前后，一个有麦都思（W.H. Medhurst）、郭实腊（K.F.A. 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和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 Morrison）组成的私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有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遗诏书》在巴塔维亚出版。《旧约》大多出自郭实腊之手，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此译本的主要贡献在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其文体与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该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中，太平天国文告引用的经文大多录自其中。19世纪中期又有若干译本问世，如“代表译本”（The Delegates’Version，1852）、“裨治文译本”（1862）、“胡德迈译本”（1866）和“高德译本”（1868），它们都用文言翻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半文言）语言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流传于民间；同时，白话文也日渐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见识的传教士感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真正普及于平民百姓。“浅文理”译经最初成果，是新教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年首版，1889年修订版）。继而又有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Blogde）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和施约瑟（S.T. 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有以下数种：“麦都思&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在此前后，国内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有的译了圣经全书，有的只译出部分经卷。译出圣经全书的有10种：“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州语译本”（1894）、“宁波语译本”（1901）、“厦门语译本”（1902）、“上海语译本”（1908）、“苏州语译本”（1908）、“兴化语译本”（1912）、“台州语译本”（1914）。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部落译本”。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1890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3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至1904年译出《新约》，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国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于其它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它的出现也是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结束。
此后，中国圣经学者便开始了独立的译经工作。20世纪30至70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由于圣经考古学的进展，人们对以往译本的某些经文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要求更新旧译本的语言，这就呼唤着新的译本不断问世。1979年，适逢“国语和合译本”出版60周年之际，香港同时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该书由许牧世主持翻译，1971年动笔，1975年译出《新约》，1979年译出《旧约》。翻译工作始终在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期间参考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包括自马礼逊以来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21] 正文中有不少脚注，书末还附有专用名词注释表、圣经年代表和若干地图。瑞士女画家包乐棠（A. Vellotton）为全书绘制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使之大增异彩。1980年，为满足信徒和其他读者的需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国语和合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982年又与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重版。1989年，上述译本又以简体汉字横排再版，深得读者的欢迎于好评。
圣经的宗教价值
1、提供了希伯来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圣经中，历史资料占大量篇幅，它们记录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希伯来人的历史包括：上帝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如何受奴役，摩西如何领他们出埃及，希伯来民族在迦南如何建立国家，大卫及其家族如何登上耶路撒冷的王位，北国以色列如何毁灭和南国犹大人如何从囚居地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恢复宗教生活。基督教将以上历史接受为他们祖先的神圣历史，到公元1、2世纪又加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传道、受难和复活，以及早期教会的发展。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徒确信，这些事件都是在上帝的直接安排下发生的。
2、提供了神学教义
如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人类万物的起源，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人的生死，现世与来世，天国等。
3、提供了伦理道德的准则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以圣经为道德准则的首要来源，并认为这些准则来自上帝本身。如，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对待？对触犯过自己的人应持何种态度？等等
4、规定了教会的组织和活动
圣经的许多篇幅都涉及地方和较高层次的宗教团体的组织构成，以及犹太教和基督徒礼拜仪式的具体条例。
5、提出 了关于末世的观念
“末世伦”在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经以为现世仅是进入末世之前的准备阶段。此外，在西方社会，圣经还是一部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圣书，甚至被视为一种“圣像”，用于法庭证人的宣誓，就任重要职务者的就职内典礼等。一些家庭则把“圣像式”的圣经代代相传，上面记录着家庭成员的生生死死。有人甚至将圣经作业辟邪的法定主和护身符，如士兵为求平安而身藏小型圣经奔赴战场。
《次经》
当基督徒保留旧约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到底哪些经卷可以包括在旧约中这个问题。至今，基督徒对于接受还是拒绝所谓的旧约经卷目录中的《次经》[23] 仍有分歧。罗马天主教接受其为正典，而大多数新教则拒不接受。[24]
天主教于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后，1566年有人把一些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称为正典，或“第一书目”经书；而把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过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书目”经书。天主教也称作次经，但却认为次经与正经都是圣经正典，只在审定时间上有先后之别。 而新教只承认正经各卷为正典，并认为《新约》各卷都是正典经卷而无次经；又认为只有正典经卷是《圣经》，次经只作为古典文献而受到敬重，不承认是《圣经》。
旧约的卷籍有两个版本来源，一是《希伯来圣经》，二是《希伯来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其中后者比前者多出完整的七卷书：《托比传》、《犹滴传》、《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马卡比传上卷》、《马卡比传下卷》和《巴录书》。除这些多出来的书卷，后者比前者还多出若干段文字，它们被后人冠以如下卷名：《耶利米书信》、《以斯帖补篇》、《亚撒利雅的祷词和三童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此外，1546年的特兰托公会议后，天主教《新约》的后部还附有《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和《马拿西祷言》3卷书。以上15卷书即人们通常谈论的《次经》。依据内容和文体的不同特点，它们可分为故事书、智慧文学、历史书、旧约补篇和启示文学五种类型。
——选摘自《百度百科》